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变动

从土地关系的角度来看,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中地权的内涵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从西欧来看,在古代土地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实际上是统一的,土地权力同时也是土地权利;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领土主权成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土地权力成为公法的客体,土地权利成为国家法律保护下的完整产权。当这一外生的逻辑框架套用到中国的时候,领土主权得以确立,但土地权力并没有完全撤出地权体系当中,而是直接地干预了土地权利的设立和分配,这成为理解近现代中国土地政治问题的一个基本线索。     

再议规模经营中的粮食安全问题:争议回应与政策启示

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实现粮食产出最大化是粮食生产安全的核心。而今旨在提升粮食竞争力的农业规模经营虽得到政府力推,却并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充分条件。在梳理规模经营与粮食安全保障相关争论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资料,依次回应了规模经营后农地是否大概率用于种粮、规模经营是否可持续以及规模经营能否保障粮食产量三个焦点问题。研究发现,与小农经营相比,规模经营与种植结构“非粮化”虽无必然联系,却存在规模经济不显著及单产提升乏力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应强化小农扶持力度,巩固维系小农群体的粮食保障功能;另一方面应调整规模经营主体的政策干预结构,除非在规模经济与土地产出率不一致的情形下,应最大化避免对规模经营主体的直接干预,降低政策的扭曲效应,推动规模经济实现。     

农民合作社推动农户化肥减量使用的效果研究

绿色是农业的底色,生态是农业的底蕴。合作社作为农民重要的组织化形式,引导其助推农户发展绿色生产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的数据,采用内生处理效应模型(ETEM)计量分析,发现加入合作社显著降低了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粮食作物的亩均化肥使用量,尤其对经营规模30亩以下的小农户的化肥减量效果较大。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合作社,还是其他类型的合作社,都具有显著的化肥减量使用效应。由此,应持续支持多种类型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支持更多小农户加入合作社,进一步发挥合作社对农业绿色生产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引导农户采纳现代化的绿色生产技术。     

共同富裕视阈下联村发展模式创新——基于甘肃C地和山西J地分析

以甘肃C地和山西J地为例,分析了共同富裕视阈下不同产业发展阶段联村发展模式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当前各地联村发展模式具有镇乡导引、强村带弱村和联村党建的共同特征,但是受到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引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诉求的影响,联村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差异,即处于产业成熟期的联村发展模式的发展性、共同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都呈现较高的发展趋向,而处于产业投入期的联村发展在共同性和可持续性方面表现较低。其原因是在共同富裕视阈下,从产业发展到乡村治理的全领域发展是联村发展的必然路径;侧重产业发展是条件受限地区联村发展的优先选项;联村发展延伸到乡村治理层面将会进一步保证决策民主性。联村发展模式是提升村庄组织化的模式创新之一,应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强化党建引领,完善村域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发展能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

“三产融合”是指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农业与农村第二第三产业之间通过融合渗透、交叉重组等方式形成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新型农业组织方式和过程。“三产融合”的关键和核心是“融合”,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福祉持续增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三产融合”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形态和“升级版”。近年来,我国“三产融合”呈现出融合主体多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持续快速发展、利益联结机制日趋紧密的良好态势,“三产融合”发展日益成为农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构建“三产融合”发展体系,要培育、发展壮大多元化融合主体,强化各主体独特作用;创新发展多类型融合模式,促进不同模式共生协同;打造平台载体,促进“三产融合”集聚集群发展;健全利益联结机制,促进形成“三产融合”利益共同体;完善支持政策,促进“三产融合”可持续发展。     

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地流转响应:预期偏离与逻辑阐释

农地所有权归属集体以来,产权拆分及农民产权份额的扩大和强化是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然而,理论上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却在农地流转的推动成效方面呈现时段上的异质性。随着时间的演进,改革对农地流转的正面作用渐衰,甚至表现出对农地流转的抑制。为解释理论与现实的偏差,聚焦改革路径的形成逻辑,重点阐述了改革历程及改革对农地配置的影响成效,提炼出改革成效不足的系统性成因。研究认为,产权理论的引入为确定改革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过去的改革经验为决策层延续产权赋予式改革提升了信心,规模经营路线的确立加强了坚持并推进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改革开放以后,农地产权制度朝着扩大集体成员权能的方向不断推进,却在现阶段表现出抑制农地流转并冲击农地承包权稳定性的负面影响。〖JP2〗对此,构建了涵盖政策有效性、农地多功能性以及中央决策层认知调整在内的解释框架。认为在追求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导向下,扩大集体成员的土地权能并不可取,增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作用并以社会保障弥补农户对农地的非生产性寄托是关键。     

县域财政压力、信贷行为与农村商业银行风险

随着县域财政压力的加大,县级政府干预金融资源配置导致县域金融市场沦为政府的“第二财政”,对县域金融稳定产生冲击。基于2011-2021年142个农村商业银行经营数据及其所在县域的财政数据,运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财政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县级政府主要通过干预农村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信贷投向,实现对县域内金融资源的配置,进而导致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增加,即“金融财政化”增加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但进一步研究显示,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前提,当财政赤字率高于3%的国际安全线或当县域金融市场为寡占型市场时,县域财政压力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有显著负面影响,否则影响不显著。此外,由于县级政府作为“看得见的手”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若政府对市场采取激励手段,例如构建县域范围内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或“政银保担”联动机制等,县域财政压力虽然会导致农村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扩张和房地产贷款占比提升,但农村商业银行风险不升反降,这为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金融协同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分化小农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选择

妥善处理现代农业与小规模家庭经营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也是与小农户关系的处理过程，初步形成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支撑、以商品或服务为标的、以巩固小农户农业生产主体性地位为目标的主流衔接路径。然而，随着农户分化程度的加深，旨在提升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能力的诸多衔接措施，不仅推行难度大、衔接成效低，而且引发了农户群体的内部不公以及农户分化延缓等问题。对此，应以小农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目标，放活被衔接农户的角色定位，以现代农业发展诉求为依托，激活农户家庭要素禀赋优势和经营优势，通过打造适合分化农户的异质性衔接路径，高效有序地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及农业资本投入联合决策理论分析

在多要素联合决策的框架下,综合考虑劳动力损失效应和收入效应,以及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不同转移就业形式的不同劳动力损失效应,建立了一个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及农业资本投入联合决策的理论模型,推导农户多要素最优配置行为的性质和特征。理论分析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市场报酬水平的提高,都会导致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劳动力转移就业量与土地转出量增加;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各要素投入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劳动力转移就业量、土地转出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劳动力转移就业量与土地转出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实际土地经营规模、资本要素投入之间的负相关性要弱于异地转移,与土地转出量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弱于异地转移。     

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意愿、障碍及其改革重点分析

随着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乡村振兴数据库（CRRS）”2020年在全国10个省（市）获得的306个村级数据、3833个农户数据,对农村宅基地占有及闲置状况、农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意愿与方式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当前农村闲置宅基地比例接近8%,仅31.91%的农民愿意流转（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利用改革涉及多主体参与、过程复杂,需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但目前我国宅基地流转交易市场尚未形成,闲置宅基地零星分布、改革成本收益分配不平衡等问题,导致农民、农村集体和地方政府方面在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过程中面临障碍,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农民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的意愿不强。因此,为了更好地赋予农民财产权,提高宅基地盘活利用效率,一方面需加快完善顶层制度设计,重视改革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机制;另一方面需创新盘活利用的具体实现方式,既要解决闲置宅基地零星分布难以集中连片利用的问题,又要清除外部主体难以进入、市场失灵等体制机制障碍。